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形象如何?通过 “外部视角–新冠背景下有关德国的国际视角 “的研究,DAAD、GIZ和歌德学院正在共同探讨这一问题。从科学、文化、商业和政治角度出发,特别是影响全领域的新冠疫情。

来自37个国家的约600名对德国有深入了解的人士回答了这一在线调研。在深入访谈中,24个国家的约50名参与者接受了采访。

受访者对德国的态度整体上是非常积极的,特别是在经济、卫生系统或国际关系方面。对环境丑闻和数字化的缓慢进展是持批评态度的。受访者表示,在德国,人们的看法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会者认为,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是最大的威胁。

2021年7月8日, 联邦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关于 “外部视角 “研究结果的专家交流会上的讲话视频

外籍研究人员原因同德国合作

与此同时,受访者赞扬了联邦德国全球文化和学术合作关系及其合作方式。这一点对与德国伙伴机构合作的研究人员和文化工作者特别有吸引力。根据调研参与者的反馈,进入德国学校和大学学习以及对事实性题目的分析研究是德国教育体系的主要优势。此外,跨学科和应用导向的研究机构也十分具有吸引力。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术壁垒和等级划分被认为是明显的缺点。

DAAD秘书长Kai Sicks表示:”德国作为一个教育和研究目的国,受到全世界需求者的高度重视。同时,国际人才希望能够更便捷地进入德国的教育体系。此外,积极的方面还有德国大学与世界各地的伙伴机构开展了深入合作,以及在德国有许多外籍研究人员。提供给学生的多样化交流机会和奖学金也受到了受访者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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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从疫情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

2020年春季对新冠疫情的管控被广泛认为是高效且具有典范性。这一评估在第二波疫情中有所改变。受访者注意到”德国人在自决、自由、联邦体制同纪律和规则遵守之间的矛盾”。在从新冠疫情吸取的教训中,他们提到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同时,还特别强调了一个正常运作的卫生系统的重要性和有效的危机管理的必要性。

Alexander Haridi也参与了此项调研。在这次采访中,K24″留学信息 “部门的负责人谈到了他对DAAD的调研结果想法。

Alexander Haridi的采访

哪些调研结果与DAAD的工作格外相关?

AH:在调研中,可以读到许多关于与德国国际合作的积极内容。大家对我们意图的严肃性和工作的一惯性是非常信任的。我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在同一层面的合作也是非常值得赞赏的。此外,德国的研究体系被认为是不错的。这使的德国作为项目伙伴、作为交流或研究逗留的目的地继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批评也是你工作的一种财富吗?

AH:受访者批评我们缺乏灵活性,决策迟缓,喜欢高谈阔论。这种反馈也适用于我们日常业务的许多领域,例如,教育数字化的缓慢步伐、官僚主义、语言障碍或高等教育系统的资金不足。当熟悉和欣赏德国的人向我们举起镜子时,这种反馈就更有价值了。我们只有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才能继续发展–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作为DAAD。

通过观察新冠疫情可以得出什么经验?

AH:我认为赞美和批评如同硬币是具有双面性。在新冠期间,我们依靠自身的稳定性和纪律性战胜挑战,特别是在第一波疫情中。但同时,也显示出我们的劣势,如在核酸检测、疫苗接种、协调方面。在这些方面,我们往往过于迟钝,过于死板地坚守联邦主义。海外的其他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这场新冠疫情表明,没有国际合作,就不可能有应对全球挑战的答案。这种认识有希望增加对国际合作的兴趣和开放程度。

通过“外部视角”的调研,您和您的同事们是否有从中收获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

AH:“外部视角”的调研并没有为我们的日常工作提供一个十点计划。当然,研究中得出结论对我们的工作是有一定作用的,也许是确认,也许是激励,或者是作为自己观点的补充。有了“外部视角”研究的结果,三个合作伙伴可以审查并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全球战略–在董事会和管理层中都是如此。此外,该研究还向核心层面的决策者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以帮助他们对资金的使用和未来的国际项目做出决定。这就是为什么DAAD、GIZ和GI将在联邦议院选举后与新议会接触,并将研究结果传达给柏林政界。

采访Birk Grüling (精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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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DAAD.de, giz.de, 教育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