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ZDS)是一个跨学科的机构,与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致力于解决教学和研究方面关于德国的具体问题。还会定期举办有相关专家参与的活动。

2022年4月11日,斯坦福大学德国柏林分校让·莫内欧洲研究讲席教授乌尔里希·布吕克纳(Ulrich Brückner)应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邀请,对交通灯执政联盟下的中德关系进行了专业评估。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德语系助理教授毛明超主持本次交流。德国研究中心主任、德语系主任黄燎宇教授,中心成员国际关系学院连玉如教授、社会学系秦明瑞教授,以及中心30余位师生学友在线上参与了本次活动。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北京代表处副主任孙美岚女士(Melanie Späthe)亦在线上参会并致辞:“我们很高兴ZDS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独立机构,在科研与教学方面以跨学科的方式研究德国。像今天这样的活动就能证明其出色的工作:本次活动表明,即使现在无法出行,也能够紧密交流,适当讨论今天的议题”。

布吕克纳教授首先指出,2021年德国大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不仅仅体现在执政联盟与联邦总理的更替,更表现在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从默克尔时代“见机行事”、保持高度灵活性的危机应对模式,转变为三党联盟以预设目标为导向的战略规划模式。

这一转变一方面呼应德国社会“求变”的心态,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德国政党政治的趋同性,与美西方诸多国家存在的政治立场极化现象迥异。各党派的外交纲领之间并无差异,而是集中体现了德国中产阶级的世界构想,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深化欧洲联合、推动欧盟成为欧洲合纵国、强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但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三党都不得不大幅调整各自的外交与安全战略预期:社民党不得不改变自勃兰特以来强调与苏(俄)和解的东方政策、绿党不得不改变其激进的环保与能源政策并与海湾国家签订天然气供应合约、自民党不得不放弃其保守的财政政策而支持大幅增加国防与军事预算。

与之相应,德国总理朔尔茨在224日的政府声明中表示,俄乌冲突乃是欧洲大陆历史的“转折点”,这一转折主要体现在:德国开始向战区运输致命性武器、拨款1000亿欧元国防特别支出、将国防预算按照北约防务提高至GDP2%;反思能源与供应链依赖性、加快可再生能源建设;以停止审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为标志,德国逐步放弃秉持独立于欧盟乃至美西方的对俄战略,转而寻求欧洲同一立场。

上述转折带来的后果包括:美国重返欧洲、北约从“脑死亡”到“再复苏”;欧盟成为北约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德国重新审视“以经贸促变革”的外交政策,反思经济理性与贸易纽带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效用;德国外交政策进一步转向“硬实力”基础上的现实主义。

布吕克纳教授指出,德国新执政联盟外交战略的上述转向将对中德关系产生影响。首先,德国将致力于将本国对华政策“欧洲化”,协调欧盟统一立场而不再“搞特殊”。其次,德国及欧盟将正视自身“硬实力”衰退、国际话语权式微的现状,采取守势,捍卫自身价值观并寻求作为整体保持作为多极世界中一极的地位。第三,德国及欧洲将致力于减少在经济、科技与工业领域的对华依赖。

德国新执政联盟对华政策的主要内驱力是“恐惧”与“顾虑”,包括担忧本国在5G等尖端科技领域过于依赖中国企业、造成大数据滥用与隐私泄露,担忧“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占有战略资源、提升地区影响力的方式,担忧中国军事实力大幅增长后倾向于以军事手段解决地区争端,同时对中国严格的抗疫策略存在疑虑。上述担忧造成德国媒体及公众对中国的认知较为负面。

图:会议截屏

紧接着布吕克纳教授展望了中德关系的前景,并指出双方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首先认为,4月1日中欧领导人视频会晤表达了双方在没有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展开对话、推动务实合作的意愿。同时,德国与欧盟自身面临潜在的危机:疫情与俄乌冲突影响叠加,德国经济增长率低迷、通胀率高企(现已达5%),欧盟的“下一代欧盟”新冠复苏基金岌岌可危,且欧盟东部面临新一轮难民危机,因此必须寻求对华合作以重振经济。

最后,布吕克纳教授指出,德国与欧盟期待中国在调停俄乌冲突中扮演更大角色,通过外交斡旋早日实现停火止战的目标。

 

Melanie Späthe, DAAD北京代表处副主任

毛明超博士,ZDS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德语系助理教授